近年来，我国污水处理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业内有观点认为，这些发展主要依赖西方传统技术，我国自主科技成果对行业发展的贡献度不大，原因在哪里？另外，污水处理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与碳达峰有何关系？

1月5日，《环境与生活》记者一行带着这些问题，专程登门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低碳水环境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洪臣教授

污水处理行业的科技进步存在诸多天然障碍

《环境与生活》：您在水污染治理方面，有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经验，是圈内不可多得的实战型学者。在您看来，我们国家在污水处理行业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痛点是在哪里？

王洪臣：近十几年来，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快速发展，目前日处理能力已经达到2.2亿立方米，年实际处理量超过700亿立方米，是名副其实的污水处理大国。另一方面，国家、地方和企业投入了大量经费进行研究开发，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一些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但是，如您所说，我国自主形成的科研成果在行业快速发展中的确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我想，这可能也是行业的共同看法。那么原因在哪里？这个问题我有一些长期观察，也有一些思考。我认为，污水处理行业的科技进步存在诸多天然障碍。不知道这是不是许多行业的共性问题，这里仅就我个人对污水处理行业的观察和思考与大家分享。

先谈谈科技成果商业转化的障碍，因为商业转化通常是最高效的成果转化。我观察发现，科技成果商业转化的最大障碍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对科技成果价值认知上的巨大反差。这里的科学家泛指所有的科技人员，是成果的持有人；企业家泛指所有企业主，是成果受让人。

首先，科学家通常认识不到科研成果真正转化成生产力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一个新的科研成果，怎么能证明它是稳妥、可靠的？企业家需要组织人力、财力、物力去证明。即使证明了是一个好的成果，还要花力气去说服客户，去开拓市场，否则就是叫好不叫座的成果，就没有价值。

从证明到推广，实际上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企业家要概括承受，但科学家对这个过程既没有切身感受，也可能没有认知。

另一方面，企业家又常常不了解一个新思路、新理念、新成果的产生也是非常艰难的，是一个反复琢磨、反复失败、反复实验的艰苦过程。窗户纸被捅破了，我们知道是一层窗纸，但没捅破之前，那就是一堵墙。许多企业家把教授带着学生做研究看成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存在这样的认知反差，即使发生了成果转化，即使成果转化成功，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主要贡献者，从而没法继续合作下去。

更多的情况是，企业家轻易不会出合理价钱购买科技成果，而科学家宁愿不转化，也不贱卖自己的成果，污水处理领域很少听到超过百万元的科技成果转让。因此，科技成果商业转化就此成了死结。进一步的后果是，企业家组建研发中心，招来几个博士，自己搞研发；科学家组建团队，招来几个工程师，自己搞成果转化。

实际上，科研需要积淀，需要基因，需要文化氛围，需要有梯级的团队，四面八方拼凑来的高学历人才，出不了有价值的成果；而把一个科技成果变成生产力，需要具备计划、技术、资本、成本、市场以及风险控制等一系列要素，绝非一个简单的组合就可以完成。再进一步的后果是，企业家搞不出有价值的创新性成果，有的水务企业研发中心反复组建了很多遍，有的试图以研发人数致胜，一个不大的企业竟有一两百名研发人员；科学家也推广不出自己本来有价值的成果，锲而不舍地反复成立公司，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市一个企业工作时，参加了市里组织的赴欧洲创新型社会培训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除了听专家授课，还参观了许多企业、大学、社会创新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近距离观察欧洲社会高效的创新文化和创新机制。关于成果转化，我感受最深的是，企业愿意拿出自己一大部分利润购买知识产权或使用权，拿几百万欧元买几张纸或一个思路，体现出了他们对知识产权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尊重，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种氛围下，西方的科学家可以专注新理念、新思想、新机理、新方法的探索，一旦有了有价值的成果，可以很顺畅地交由企业去转化，而且是按合理价值实现转化。因此，我们也看到，西方的教授们大多不会做那些虚无缥缈的研究，更不会跟在别人后边去做重复性试验，他们专注在有意义的创新上。

总之，社会需要有分工，也需要有合作，需要合理分工默契地合作，这是实现高效成果转化并推动科技进步必要的社会环境。污水处理行业需要逐步构建这样的环境。